大秦帝国读后感：商鞅变法

1.变法的本质在于改制，提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法治与人治之争。

3.任贤还是任资。

一、变法改制

变法的本质在改制，也就是重新分蛋糕。弄一套新的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打破世袭，实现让能者上位。

电视剧里面对当时的问题剖析得很好，农民耕种不能吃饱，士兵奋勇杀敌不能封爵，守富裕之地而贫穷，拥悍民而兵弱……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贵族不干活还能享受富贵，平民拼死拼活生存维艰，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各个方面的效率极其低下。所以针对这些问题重新制定规则，做到多少就能获得多少“利益”。以此来增加社会效率。

二、法治与人治之辩

剧中有一段精彩的辩论，是商鞅与秦穆公关于到底使用法治还是人治的辩论。法治，一切按法令来，不约束其心，只约束其行为。人治则考虑各种人情和现实情况做出主观判断，或“公理”决断。

法治的优点是执行要求不高，依法令即可，但缺点也明显，治其行不治其心，有时候会杀好人。

人治则相反，往往重其治心而轻其治行，比较灵活和人性化。但缺点也很明显，人治的前提是执法者要有超强的综合能力。否则让蠢和坏的人来执裁，往往会产生偏颇。各种因素综合很容易出现，“我弱我有理”“死者为大”“按闹分配”等现象。

三、任贤还是任资

商鞅变法，启用新人，用人不拘一格，唯贤唯能所用。前段时间倍受关注的90后县长被除名反映了一个社会公众的认知问题，我们暂且不论后面有没有暗香操作，首先那标题就有很明显的暗示倾向—“任资为先”。大家普遍觉得90后还没有资格。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都9102年了，思想认知还顽固不化。周瑜6岁调兵，甘罗12岁为相，霍去病20来岁打得匈奴满地跑，秦始皇22岁统一中国。年龄是问题吗，根本不是，若要排资论辈，恐怕上述的人早熬死在了基层。今天的社会排资论辈观念居然比古代还要厉害，为什么?

有何现实意义?

商鞅变法虽在2000多年前，但人类的本质、本性依然没有改变。无论古代思想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总会在一个限度之间徘徊。我以前在画室上班经常和我的上级领导聊天，对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我说：特别是民营企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迎合老板。所有导致很多情况下没人干实事，表面风平浪静，一群人各有所图，互相推委与蛇。其根本原因就是：

1，缺乏完善的机制

招来一群新人，然后塞到个个部门就完事了。也没有一套“军功”系统。例如有些先进的企业设置技术等级岗和管理等级岗，各岗位要求条文化，明确化。晋升系统，奖励系统，薪酬体现系，绩效管理等等一套完整的体制。让一个新人一进来就能明确清楚的知道，我要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要多久做到哪个岗位等等。让有能力的人，和真正想做事的人看的到希望，有一套标准可以做上去。而不是靠迎合决定命运的老板。

2，人治大于“机治”

民营企业基本是老板一言堂，做得好与不好，有没有效果，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很多时候老板舒服和企业效益最大化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搞特权，要特殊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假如用“机制”取代“人治”，任何一个体系里的人应按规则来，即使老板也是一样。这对于中国人天生喜欢控制和弄权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3，利益分配问题

在选人用人方面民营企业有较强灵活性。说说另外一个问题。纵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治国还是治家(企业)，既得利益者和基层员工的利益分配问题永远是个难题。既得利益者可以什么都不做还能过得很好，有心有能者死活出不了头，久而久之效率自然低下。举个例子吧，一些企业的领导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多数是“维稳”，甚至很多管理者想一劳永逸，弄套方法出来用到企业倒闭。殊不知万物变化才是根本(此处不赘述)。基层往往有许多有心做事，有心改革的人，但是改变意味着不确定性，两者相权取其轻，对于未知的，不确定性的，已经获得利益的人当然保守最好，因为已是“既得者”，何必冒风险。更何况在很多时候企业增长乏力的时候，更多的改革是重新分配利益。

管理学里面说到，管理的一大任务就是——效率。这也是管理的根本任务之一。人类进取的动力根源在于广义上的“利益”(注：这里的利益指一切能为个人带来好处的物或事，有形的无形的利)，提升效率的根本在于怎么分配这个“利益”，怎么让有效率的人，有能力的人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

但论道容易，做起来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人类中有许多个人能够战胜自己，但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战胜自己，是不可能的。根据人性进行调整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也与不考虑任何变量的论道相差很远很远。世界所有的事情当中，最复杂莫过于人心，而人心，注定让很多事情无法做成.

[篇2]

秦国，从中华大地的西部边缘小国、险些被六国瓜分的战败国，成为一统华夏的大秦帝国，靠的是什么，原因可能要写几部书。我看完《大秦帝国》后，感受最深的是——法治成就了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