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读后感优秀多篇

1936年，中国国内形势剧变的一年，当年6月初，陕西驻扎的是与红军关系良好的张学良少帅的军队，斯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进入“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而与世隔绝”的红区的机会，于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机会把握在手中，他对职业负责与奉献的精神，不知当今众多无聊的狗仔队有何感想。这四个月的红区之行也没有让斯诺失望，他得到了当初那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的答案，《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世界同时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书也因此诞生。

四个月的西行里，斯诺既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旅者，他详细记录下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的内容，同时也毫不吝啬笔墨地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有红军与共产党的领袖:“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双眼炯炯有神”的毛泽东，“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的周恩来，“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的彭德怀，因骑马碰掉了两颗门牙的徐海东，“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朱德;有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的红军战士，有刚毅坚忍的红小鬼，有心地善良殷勤好客的农民。这些人物描写绝对不是单纯的一笔带过，斯诺通过它从侧面展现出了当时苏维埃社会与红军的物质精神状况。在写到毛泽东、徐海东等共产党领袖时，斯诺总是不忘提到南京对他们的悬赏，“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等等，这些几乎天价的赏格无疑表现出了西北红区已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这些领袖仿佛事不关己“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的态度更显示出他们的自信与魅力，表现了苏区的团结一致。写到红军时，在第八章第六节“政治课”与第十章第二节“红小鬼”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教育和讨论是每个红军战士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身体的锻炼。“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有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这是斯诺记录红军政治课上的几句对话，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红军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当然这绝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政治理念煽动和灌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红军战士自己的意愿，而党将他们领导起来，帮助他们将意愿上升为政治觉悟，铸就了一支团结顽强“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的红军。写到农民时，在第六章第二节“死亡和捐税”中有一段作者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这就是持续了约三年的西北大灾荒，对于“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的作者来说，最令他震撼的还并不是这，而是“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军阀，若不是这些原因，百万生灵可以免于在饥饿与疾病中痛苦的死去。那么红军与共产党来到西北之后，农民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呢?大谈各种政治措施总是显得枯燥乏味，不如看看作者与农民谈话中一位十几岁的少年是怎么说的，“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这两个部分没有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通过农民自身的亲身经历与他们的意见强烈的地反映出了农民将红军与共产党“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作者就是这样把他在红区碰到的人物作为深入了解红区的最佳途径，在四个月的旅行中，红区的样貌因这些人物在斯诺脑中越发地清晰，而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人的感情也越发真挚热烈。

本书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部分是第六章的第三节“苏维埃社会”与第四节“货币解剖”，“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因为我这个学期选修的经济方面的课程”，而这样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必然就是要以西北为基础展开建设，这个学期我选修了经济方面的课程，经济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的，西北的苏维埃社会也离不开经济建设，这和我以前所想的“红军只要顽强拼搏不畏牺牲，在人民的支持下就必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截然不同的。哪怕红军的游击战术再出神入化，作战再英勇神武，他们也不可能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获得最终的胜利，正如彭德怀总结的“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众所周知，西北在当时是很荒凉的(即使现在似乎也是如此)，共产党要怎样在这样一片黄土地上顶着白军不时偷袭围剿的压力建立起稳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呢?我在这里仅从经济方面做了一些探究。“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这就决定了这个苏维埃基本没有工业经济，基本全部依赖农牧业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物质性的局限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这样的概念让非经济专业的我们难以理解，故而从具体措施来看可能更好理解: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动员尽可能多的农民参加劳动生产以扩大生产力，通过合作化运动进行集体劳动，政府贷款帮助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组织群众辅助偷运工作以加大出境贸易等等，可惜的是本书关于经济的内容并不多，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这些经济改革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创举，也基本达到了苏维埃经济的两个基本任务:“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总之，战争是无法脱离经济而存在的，有时候，战争胜负甚至直接取决于经济上的强弱，所以我们关注近代史时，不妨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相信一定有所裨益。

最后，作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红色世界，他把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及其未来局势的预测做了这样的总结“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不得不说，斯诺不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他对战争与政治的观察分析同样令人敬佩，就在这本书出版八年之后，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十二年之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