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读后感2000字

本书其实是一部司马光后半生的传记。全书的核心是北宋“异论相搅”的政治传统和宽容的政治风气，在英宗、神宗朝逐渐遭到破坏，而至哲宗朝时已难于修复。

既然是司马光的后半生，当然就离不开王安石变法。不过作者基本上没有纠结于王安石变法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政治生态和政治传统。司马光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特别注重于秩序的稳定与传统的延续；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王安石变法前后宋代的政治环境，可以清晰看到仁宗朝以来，宋代宽容的“祖宗家法”遭到严重破坏的过程。

宋代传统秩序有它文明的一面。比如朝廷推崇“异论相搅”，允许不同的观点发出声音；又如传说中的“太祖誓碑”，不以言杀士大夫。而王安石的“一道德”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高度的思想统一，却将反对声音皆视为流俗。王、马最根本的分歧，恐怕都不在开源节流，而就在于此。

应该说，改革之际，统一思想是有必要的，缺乏方向的改革必然毫无出路。但统一思想却有“高度”与“高水平”之分。高度的思想统一，只要支持不要反对，一个皇帝，一个宰相，一个声音，一个观点，社会万马齐喑，官僚惟KPI是从；而高水平的思想统一，则是兼容并包，通过反对的声音，达成内省，在不断反思中完善自我。可惜的是，王安石想要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神宗驾崩，司马光重翻朝堂。在“宏大叙事”中，司马光一派尽废新法，虽然未必是“倒行逆施”，但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本书的细节，则揭示了司马光执政的另一面：司马光与吕公著都认识到和解的重要性，却无法像王安石一样，开动国家机器，让“和解”的思想达成共识。被司马光重新开放的台谏，却成为司马光消弭新旧两派隔阂的绊脚石。

由于是以政治传统为核心的叙事，司马光思想里最光辉的一面，突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司马光亲民爱民的一里面，近些年坊间多有重视。作文www.isanxia.com而另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也在本书中得到澄清。比如宋神宗曾想让司马光领衔组建小组，主持节流改革，遭到了司马光拒绝。如果不了解司马光的思想，便会认为这是司马光临阵逃脱。实则司马光以为在制度之外另设机构，这也是对传统的破坏，程序非法，故不为之。这是司马光值得敬重的一面，也是太迂腐而难成事的一面。不过，作者也指出，司马光的行政能力大大不足，无队伍、无手腕，并非是一个能拯救元祐政局的理想人物。

今天看来，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先天不足的人物。王安石聪明，敏锐，“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在11世纪的中国，已经颇有朴素的投资意识。“农田水利法”正是这一思想的反应。然而农业社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久，王安石不能通过促进社会商业行为来“生天下之”，而只能回归传统以朝廷代商人，这也是他早熟的政府投资思想最终演变成一场暴政聚敛的缘由。更糟糕的是王安石的性格。王安石并非看不到新法存在问题，但是自信与缺乏内省，终于促成了他的刚愎自用。

司马光的政治素养显然要好于王安石，他是允许别人说话的，特别是允许别人说不一样的话。王安石是目标导向型，当“富国”的目标最终压到“为民”的目标时，民间疾苦也就成为为了“富国”而应有的牺牲；司马光则不然，司马光则将民视为根本。这两点是王安石不如司马光之处。但王安石有魄力，有想法，有能力，这恰恰是司马光欠缺的。差役法改革，暴露了司马光行政方面的无能。

最适合司马光的地方，大概就是他曾经发光发热的台谏。司马光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有提出问题的勇敢，有坚持己见的毅力，惟独缺乏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司马光而言，作为一个监督政府、制约政府的反对派，无疑是最合适的。

王安石则适合留在地方，他有魄力，敢打破常规，又并无自身私利之要求，在地方做政策试验，谁为天下先，又不会为了乌纱帽而冒进，做一个知州知府，正堪其才。然而使用王安石，就必须能够有效制止他暴走；一旦不能制止，就要准备承担这柄双刃剑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显然，让王安石跑到中央政府来暴走，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一定要让王、马入朝，那么就如他们入枢拜相前的情况一样，待在翰林学士院做高参顾问，再往上，已非其可驾驭也。

归根结底，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中国帝制政治传统的延续。汉代以来，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帝国官僚集团传统由上由儒生与文吏构成。儒生是知识分子，文吏是职业官僚。随着儒生、文吏的合流，知识分子与职业官僚亦趋于合一。司马光无疑更接近儒生传统，倡导的是公平与包容，而王安石继承的确实文吏经验，效率第一。然而北宋政治已趋成熟，非帝制初建的汉代，有重大偏见与缺陷的司马光与王安石，注定都不是合格的宰相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