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读后感

陆铭的《大国大城》是城市建设版的《理性乐观派》。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理想国;没有罪恶只有欢乐的天堂是的理想地;多数人口集中于大城市并公平的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利益就是作者的理想城。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大国大城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大国大城读后感[篇1]

前段时间看完了《大国大城》这本书，我觉得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大趋势，虽然说现在政府设置各种阻碍，从北京上海赶走DD人口，但是，还是无法避免超级大城市的产生。看完这本书，我也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想办法在大城市立足扎根，如果我们没办法在这里扎根，我们的后代，我们后代的后代，也会想办法，在大城市扎根，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就努力成为第一代。与此同时也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在深圳买房子的想法。以前和周围很多人一样的想法，年轻的时候在深圳工作，然后可能30岁的时候还是会回老家置业，但是现在改变了那个想法，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在深圳买房安家立业，家乡是回不去了，不可能回去发展了，所以，只能努力在深圳买房，在深圳安定下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圳人。以前一些看不懂或者是不了解的东西，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了更深的了解，经济发展规律是无法改变的，就算政府，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改变它，只能是去适应，去顺从它。看完这本书也更清晰的了解了，这个社会，市场到底是怎样运行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些想法，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规律，而不是去改变它，只有适应规律，抓住机会，我们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才能过得更富足，更幸福。所以如果你还年轻，你要去大城市，如果你已经在小城市安家立业了，支持你的子女去大城市发展，他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这本书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全世界的范围，用国际的眼光去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总结规律，再回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其实，不管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欧洲，城市化都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还是要去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

大国大城读后感[篇2]

城市规划、资源分配、人口流动、社会发展....这些看似大而专业的词语，似乎与追求短期效益，着眼于当下销售任务、签约回款、策划推广的地产营销人而言，有点高深与缥缈。

由于是有吴老板推荐、集团上下专项培训过的书籍，抱着些许的好奇、疑问与纠结，决定静下心来“啃”这一本书。

不看则以，一看便欲罢不能。书中所涉及到的观点及评论，填补了我在规划与城市发展领域的认知不足与空白，有效的缝合了一些早前形成的零碎观点，逐步形成一套“点、线、面、体”的综合认知。

以下分享几个本书中尤为深刻的记忆点:

1、大城市病不能靠抑制人口数量解决。

中国需要大城市，且越大越好，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估计不足导致的大城市病突出，并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了。控制人口数量是典型的需求端抑制，而不是供给侧改革。

一线城市严控人口，但每次制定城市规划目标后，用不了几年时间便被打破，但配套服务全部是按规划指标配给，造成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解决城市病，需要通过增加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不是抑制人口数量。

2、城市越大，对人口的成长越有利。

大城市具有“人力资本外部性”

人力资本外部性: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还能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城市越大，人才不断被引入，在市场自由的流动下，配合服务于这些人才的工种会同步增加，一线城市管理者希望以业控人，希望引进大量高端人才，同时对相应的服务业者用各种方式限制，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竞争惨烈。而保姆、月嫂工资高涨，且供不应求。

大城市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特殊专业的人只能在大城市才能找到工作。

“高房价”和“城市病”是消费者为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人们为了支付大城市更高的房价，牺牲了某些维度上的生活质量。

中心区的高房价就是人们为工作和生活便利性支付的成本，住在城市核心区，可以最大化的享受城市带来的配套。

3、城市路网越密、越窄越有利。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一定是生活最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型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位置，排挤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

为什么城市核心区的住宅用地非常少，使得很多居民楼被改成了商业使用，而郊区以及中小城市，很多商业和写字楼被改成了“商改住”，这是城市需求决定的，在自由市场下，有更多人抢占城市中心位置，挤占了居住功能。

城市规划中，窄马路更有利于生活，可以形成更多的人气入口，可以更好的聚拢人气，使得居民生活半径更小，当城市堵车时可以更快的进行分流。

高路网，马路多而窄的方式反而可以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

4、限制人口数量会造成大城市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污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理成本低于发展成本，便会倾向于治理，当城市持续向高密度发展，更密的路网，更少的车辆使用，城市会重新回到生态宜居。国际上很多城市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逆城市化，人们会到郊区去购买别墅居住。当知识，信息，技术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高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于居住在市中心去享受和人交流便捷的需求更加强烈，又会出现返城市潮。

人口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人口的老龄化，平均寿命增加，都需要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现有的控制人口政策，年轻人口补充不足，老年人比例会进一步提高。

养老金是记账系统，年轻人现在工作交的养老保险被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不足的部分由财政补贴，在控制人口的政策下，未来的老龄化更为严重，未来的年轻人减少，支付养老金的人减少，巨大的财政补贴让政府会考虑别转移支付方式，如延迟退休等等。

本书的专业性知识输出远不如此，以上几点仅为读者本人的阅读收获。

大国大城读后感[篇3]

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亦在不断扩大。与城市病有关的拥堵、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也常见诸于各新闻媒体，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更一直饱守诟病。因而，陆铭教授想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大城市是否太大了?这种城市发展现状究竟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自然形成的，还是因为政府不合理的制度管控导致的?如若是制度性原因，又该如何去?

大国之难：

在探讨该问题前，我们可先了解中国相关概况。首先必须承认，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版图上，我们难得实现了货币、文字、语言等统一，文化及国家认同方面也基本达成一致。而庞大的市场也使我们享受到诸多好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细节化技术创新、公共品的提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的铸币税。然而，在这种一统下，中国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却并不能做到自由流动。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权体制，其虽激励了地方发展经济，却也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从地方角度看，分割市场的确可以保护本地的经济，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陷入囚徒困境。

在大城市，我们可看到，以农民工为主体进城务工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无法享受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上。假使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携带其小孩进城务工，由于在大城市，对外地小孩提供的公办教育资源稀缺，小孩也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之后参加中高考时，受到户籍及政策限制，也往往需要回乡参加考试。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小孩子往往会沦为留守儿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000万以上。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分离与割裂。在此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成年后对社会的观感该是怎样的呢?而近来的“滴滴司机杀人事件”也再次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暴露在公众面前。除了教育，农民工在医疗方面，受限于医疗报销制度，负伤时也往往会回乡治病。在此种限制及大城市为控制人口规模不断提高准入门槛下，一些原本意愿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则会选择留在家乡进行谋生。大城市为控制规模的管控手段和户籍制度事实上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在土地方面，中国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地价、房价涨得飞快。中西部地区地价却比较低。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民所持有的宅基地及耕地和林地，连有效流转都无法做到。事实上，这是中国为保持耕地数量，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考虑了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地价房价飞涨，中西部的地价较低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

再来看资本市场，首先需明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一些审批项目，经常在中西部能够获得审批，在东部却不行。这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很多投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存在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地方政府也会以查“偷漏税”为由阻碍企业到外地投资。而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以及拥有着足够用地指标，往往喜欢兴建工业园和新区，这种大规模的基建最终导致重复及大规模的浪费。资本市场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着资本的流向。

在这些制度性的阻碍下，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对经济效率难以避免产生了损害。即使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中西部发展本是为了促进地区平衡，可这种平衡是否又对公民的个体公平造成侵害呢?从长远来看，又是否能够更好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呢?这种局面又该如何?

大城之解：

对于上述的在大城市控制规模，在农村及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发展的做法，陆铭教授认为这实则是在追求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大国统一、经济效率和区域平衡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应该改变对平衡的看法，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如若中国政府能够使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自然流动，逐渐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以及统一资本市场，这样，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根据自己权衡流入城市，把其在家乡的宅基地和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交易，既增加了城市从事第三行业人口，也增加了城市土地供给。而这也可以降低城市服务业消费价格，也有利于抑制房价攀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生活成本。而对于其他留在农村地区的人而言，由于人口减少，宅基地对耕地的占用面积也会相应减少，而人均资源的占有率提高，也可以提高其收入，并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这样在人均意义上将实现平衡。而且此时原本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二元对立会大大削弱，结构性阻碍减少的情况下，个人的能动性作用也越发能够凸显出来。同时，对于没有享受到大国发展成果的偏远地区，与其进行基建建设，不如将财政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力技能保障个人权益。人，毕竟是流动的，在劳动力流动中可最大化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报。而同质化过度建设的工业园和新区却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会使地方背上债务。从长期来看，也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健康发展。

可如果放开这些政策限制，人口是否会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化问题是否会更为严重?首先，需意识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已经是在同回乡之间做过成本收益分析。当待在大城市的成本过高时，自然会有回流，从这方面讲，大城市的人口其实也是有边界的，只不过是个体用脚投票量出来的。同时，城市病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之前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是在政府预计的人口规模下规划的，而这时城市的常住人口基本上已接近甚或于超过这个规划数目，因此，出现公共资源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不能成为现在改革的借口。假使政府根据规律合理规划建设，大城市的承载力是可以继续提高的。

在面对城市化这个问题，我们还看一下国外是怎样的。毕竟，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国家应是相似的。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分布同样是不均匀的，而且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在各个国家内部，首位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非常高，纽约为2.7%，伦敦为13.1%,东京都为10.3%，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也占到了整个秘鲁人口的25%。根据作者数据调查，国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十分普遍。大城市人口集聚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大城市并没有过大。

陆铭教授说，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世界上本就没有国情完全相同的国家，中国的特色发展必然是要在尊重规律下进行。因而，其认为中国经济应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加强对地理因素的考量。同时，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从长远全局的角度去考虑，尊重人性，保证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

大国大城读后感[篇4]

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对城市的认识。

一、关于城市发展的规律

一样东西，用的人越多越有价值，比如安卓系统、 windos操作系统，城市也是一样的道理，越大、人越多，越有价值。而小城市的前景不太看好，未来农村人口肯定会持续减少，三四线城市有可能衰落。

人口涌向大城市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的人口总数是下降的，但是东京的人口却呈上升趋势。未来将有更多的人涌入大城市，中国本来可以引领这个潮流，发展超级特大城市，但是很可惜，政府想要东西部均衡发展，想要小城镇多点开花，这种规划可能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估计是浪费资源，效果有限。

二、关于城市病:拥挤、污染、犯罪

人为地设定城市人口上限，比如某个城市，规划15年后人口规模是3000万，但是只用了10年，人口就已经突破了这一数字，那么，以前按照3000万人口设计的公共设施就明显落后，不能够适应需要，这是导致城市病一个很重要的的原因，是城市规划的失误。

书中还使用了大量的数据，证明了人口的集中对环境治理、耕地保护、预防犯罪都是有益的。在大城市地铁很便利，开车反而不方便，开车的减少有利于环保;人口集中后，一个摄像头就可以覆盖更多人群，可以更加有效地震慑犯罪。

三、城市的商业服务

一个城市中心的形成主要是历史的因素，也有部分规划的原因，不是那么轻易改变的。

道路小、路口多，便于步行，有利于商业街的发展，如果马路太宽，从这一边步行道那一边很麻烦，就难以留住人，商业不容易发展。比如浦东，都是宽阔的马路，规划有序的住宅区，然而繁华的商业街仍然在浦西。道路小也并不必然影响交通，香港的道路很窄，但车速很快。

一个城市，老是驱赶那些提供低端劳动服务的人群，必然会引起服务价格的上涨，受影响的是这个城市居民。

这本书也有不切实际地方，比如作者提出一个偏方，把各个机关单位的围墙拆了，可以分流人群，缓解交通。经济学家薛兆丰就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做法，反驳得很有道理。

城市规划要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这些知识有些人真不懂，有些人装不懂，不懂的好办，装不懂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有决策权力的人装不懂危害更大。

总体来说，这本书刷新了我的三观，非常值得推荐，很庆幸读到了这本书。

大国大城读后感[篇5]

不负大国大城的书名，作者陆铭用大量的篇幅大胆的说出了现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观点偏僻入里，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讲出了各种社会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学因果关系。

作者毫不避讳的用专业的眼光告诉了我们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原因：在中国不断发展追求全体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今天，追求公共利益是一个长期而又全面的过程，这和大多数短期利益及局部利益形成了矛盾。国家政府忽视经济发展规律，为求“所谓”的平衡，严控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反而转移到不那么需要的西部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各地政府忽视自身产业竞争优势，如西部的旅游业农业。却大力发展工业，高科技产业，导致全国工业园区遍地开花的现象发生。大城市的“原住民”天天发牢骚抱怨农名工的入侵夺走了自己在城里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却忘了他们做出的防奉献。

全文思路清晰，总结了国外的经验，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告诉大家：拥堵、污染、犯罪等城市病和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没有必然联系，反之，人口密度带来的聚集效应在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及公共福利摊薄、人力资本外向性、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中作者通过对现状苦口婆心的分析，逻辑清晰的给中国城市化道路之病下了个良方：尽快放开户籍制度的枷锁，加快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有三，劳动力即人、土地、资本，此处重点指人)的自由流动;摒弃定额城市用地审批制度，让用地指标跟随人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把重点放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快社会福利完善，而不是所谓的求“平衡”而违背市场经济原理;在大城市找到城市病的病理，不是人口密度的多少而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手段的提升来做到药到病除。

总之，一部佳作，一部趣为盎然的经济学读物，值得你我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