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着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篇1]

首先，我认认真真把这本晦涩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地方甚至反复读了好几遍，尽管这个过程对于我而言十分的艰苦，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坚持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艰涩难懂。

这本书大概就是想通过一大堆冗长的论述来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人生而自由，由于人们生存的需要，于是通过订立一种契约，来建立一种作者称之为主权体的东西，建立主权体，又是为了维护主权体内内每个人民(主要指原来签订契约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力的那些人。)的人身和财产等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国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也就是原来契约中说要维护权力让读者利益的这一要求.)，甚至是与这一要求相违背，那么，契约就失效，人民有权通过推翻国家来收回自己原来让渡的权力(作者认为，契约一失效，人们就立马恢复到了原来的自由状态，因为人生而自由)。这就是书里面大概想说的观点。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不少的西方历史史实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作品。然而，一方面，我对于西方的历史，就了解的并不详细，举个例子，书中第一卷就提到了奴隶制，对于这种制度，我的认识仅处在只知道西方有奴隶制这种层次，但具体是怎样的奴隶制，在奴隶制之下发生了什么事件，西方人对于这种制度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一无所知。他举的这些例子我基本上就不大了解。另一方面，他在里面提到的那些书和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也基本上未曾听说过。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十分吃力，我觉得这是由于知识结构不兼容的缘故。我过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历史，我又偏向于明史，在哲学上，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我也仅仅只有粗略地了解过西方哲学史。我觉得，阅读的过程，也是读者自身的知识体结构与作者的知识体系之间交流的过程，若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知识结构相差过大，这种交流往往难以达成，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读者的知识结构虽然难以与作者的知识结构进行交流，但读者可以从作者的作品中吸收到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许对于读者会有所启发，与读者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这一点，或许就是我这次阅读有所收获之处。

以上为整体的阅读感受，接下来让我从各章节中找出一些能够与我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的部分来淡淡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卷

本卷主要谈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这样一个过程，并指出了公约的根本条件。

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

本章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强力并不能带来权利，但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但人们对于强力下的服从并不具有义务，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作者在这里把权力分成了合法的权力和强力权力，人们对于合法的权力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这种权力构成了权利，而强力迫使人们被迫服从，人们对其并不具有义务，因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在这里，权力与权力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经常把二者混淆，读完这一章后，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区别了。合法权力与强力权力的区分又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代对于导之以德与导之以刑观点，虽然仔细追究，中西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可以把西学中更合理的观点赋予到中学的解释之中，让刑法与德礼之辩拥有更理性而明晰的内涵。

第四章论奴隶制

本章有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观点。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为战争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武装力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人们就有权杀死敌方的武装人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杀死敌方武装人员与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一旦敌方武装人员解除了武装，那么此时，他将不再属于敌方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杀死他与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再有关联，因此，别人将不再有杀死他的权力。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杀降不祥”的原理。这个观点也成为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不杀战俘原则的伦理依据。但在本文中，作者希望以此来论证奴隶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另外，在本书的第二卷第四章论生死权中，有个与之有关联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处死那些罪犯。作者指出，由于罪犯的罪行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攻击社会的公共权利，他是祖国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再是祖国的成员了，甚至可以把他等同于国家的敌人，因此，国家对于罪犯的处决，可以看做是一场国家与反国家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的目的是杀死那个破坏祖国法律的反国家者，来实现对国法的维护，杀死罪犯是与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因此，国家有杀死罪犯权利。

第六章论社会公约

这章涉及第一卷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公约的基本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都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章论主权者

本章中我关注的观点是：由于个人利益的存在，每个人无法保证对政治共同体的绝对忠诚，这种不忠诚的积累为共同体的破灭提供了可能，共同体应对此有所限制。但人们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最原始动机不正是想要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吗?这又让我陷入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问题...

第八章论社会状态

本章作者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进行对比，并认为后者是真正的自由。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了自己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得到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作者的这些观点让我联想起了另一位哲学家似乎也所过类似的话，康德就曾提出人的自由与理性有关，当人遵从自己的理性时才是自由的，估计这二位中的某位受到了其中另一位的影响吧?

第二卷

本卷主要谈主权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本章谈到政治家缺乏对主权的正确认识，把不可分割的主权分割，把主权的派生物当作主权本身进行分割。在这里，之所以会把主权进行分割，很可能是因为混淆了主权与行政权力，主权由人民共同体的意志构成，任何与之相关的个别或局部的行为，都只是其派生物，而不是主权本身，比如，像司法权，外交权，这些权力，它们实际上是由主权产生的法律运作而派生的，但我在一些书籍中，却有见过像外交主权，司法主权这样的词，我认为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本体与派生物的混淆。

第三章公意是否可能错误

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是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如果当一个集团足够的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不过是一种个别意见。以上这个观点，即是公意发生错误的原因，此时的“公意”，只不过是一种以公意形式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罢了。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党争之弊，那些结党之徒，往往是为了营一己之私，通过党派的势力来为自己的仕途寻找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一旦进入了某个党派，这个党派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关联，许多人为了这个小集体，不惜以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许多迫切的国家问题，往往因为党争而丧失了解决的机会。现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反对动机，往往是从本党的利益出发的，而非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其反对不是建设性的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执政党的观点，都反对，以此来证明现任的执政党是多么的不如本党，当这些反对党上台后，也常常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力，把上届执政党的政策进行不加取舍的否决，只要是上届的，就是错的，就都要否决。这就是在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来牺牲整个大集体。那些看似多么民主而符合公意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党派势力下的个别利益。

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本章很长。与我有共鸣的一个观点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使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予国家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当我们为国家而战斗时，我们所想要捍卫的，是国家所赋予我们的安全，当国家灭亡，这种所来自国家赋予的安全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将更加的不安全，这时，我们将以冒更大的危险为代价来维护这种安全。在契约订立之前，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需要通过频繁的搏斗来维护自身安全，当契约订立之后，人们将侵害别人的权利放弃，换来的是国家赋予自身的安全。国家通过集体合力所产生的机制形成了震慑作用，维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国家时，我们所做的事也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安全。

第五章论生死权

我对于此章中“个人绝对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这一观点表示有疑问，对于这一观点的注解“作者认为自杀不是自然权利”这一观点也表示不大理解，在这里什么是自然权利?生命由个人进行支配，为什么会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

第六章论法律

本章主要谈政治体产生以后，需要由立法来赋予其行动和意志，我用正常的人和植物人来类比有法律的政治体和没有法律的政治体。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产物，因而结合了意志与对象的普遍性，在执政机关中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命令属于行政命令，而不是主权行为，因而是可以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如果平时决策都是部门中某位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属于个别对象的行政命令，若长此以往地依赖于这种行政手段，会导致决策缺乏公意，这种个人专断，也是腐败滋生的根源。而依据法律来进行决策，则可以使决策更多体现公意，有效防止腐败发生。

第八章至第九章论人民

这三章基本上在讨论人民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大概想说制定法律要遵循人民特性，国家的领土，资源，人口等条件对于法律与制度设计的影响。我在想，以前五四时期部分激进者，曾经认为国民是多么愚昧，把一些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土壤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人民，我倒是觉得，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需要，强大的皇权力量，与之相适配的儒家思想，使中国传统土壤环境下培育出了懂得顺应国家意志，服从集体，富于献身精神的忠良臣民，纵使这些国民有时候自私自利，有时候胆怯懦弱，但是，利己之心，爱心生命这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应并引导这种天然的国民特性，用他们的利己心来引导他们为国效力，保护好国民的生命安全，使国民在安逸的环境下从事劳动与生产，为国家积累物质实力，根据这种现实的条件来创制与西人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发挥这种国民特性的优势，当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了，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现实，当医生无法医治好病人时，只能说明医生的医术有问题，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当国民特性与西方的法制制度体系无法兼容时，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土壤环境来修正这种法制制度与本土特性相适应，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谈如何“改造国民”，把一套不合国情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中国人民。西方人的法律制度，也是同样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民特性与社会土壤而设立的。

第十二章法律的分类

此章有一个观点：“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国家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唯有人民懂得如何服从集体意志，为国尽忠，国家才能获得力量，国家又运用这种来自于人民的力量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清末，民智未开的中国人民，受到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服从与效忠，但对于个人的自由与主权体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能够保护成员的人身自由与财产等观念并不明晰。但这二者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充分发挥了服从与尽忠的国民天性基础上，使像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对其进行补充。传统的价值观念下的中国人民在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补充后将会用自己的服从，效忠，献身精神来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主权体，同时，这个主权体将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忠良国民的人身自由。当我们顺应自己的理性，来服从集体命令，效忠国家时，我们所服从和效忠的，也同时是我们自己。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意气用事之时，他往往会用自由或个性的名义来掩饰这种非理性所带来的实际不自由。

第三卷

本卷主要谈政府与政府的形式。

第一章政府总论

谈主权体，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公意产生主权体，主权体立法产生政府，政府维护法律。

第二章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

本章有这样一个原则：政府中，行政人数越少，意志越集中，政府越活跃，反之，行政人数越多，意志越分散，政府越弱。政府人数，少可以只有一人，多可以达到全体人民，需要根据国家的大小来决定政府的人数，找到最合适的政府人数与全体人民数量的比例。我在想，平时开会的时候，也经常会有类似的现象，人数多了，反而难以活跃，这应该涉及到某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才能解释了吧?

第八章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

这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名言。另外，里面说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需要国君制来统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吸收要比个人浪费掉要好得多。但这种情况下，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和作者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我尚不了解发生这种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第九章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作者有一个令我感到有点怀疑的观点，就是：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与繁荣。而他们生存与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因此，在排除了其它特殊的条件后，一个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它的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根据这个观点，当今世界最好的政府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而最坏的政府则是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那些列举的西方国家政府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政府，我无法下结论，但印度政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总觉得用人口来衡量政府好坏不大靠谱。

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

政治体犹如人的生命，必然会死亡，但人可以设计好的制度，尽可能延长其生命。再强大的国家终会有灭亡的一天，再好的政府，也终究会倒台，再精巧的制度，终究会崩溃。万事万物，终究是不能够永恒的吧?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可以使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却永远无法使人永生，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延长政治体或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时间，却也不能保证它们可以永远存在。

第四卷

本卷主要在讨论一些政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多和作者的那个时代背景和一些相关的历史环境有关，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关信息的话，在读其中部分内容时会感到吃力。本卷有共鸣的地方不多，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第八章论公民宗教那一章说道宗教在西方政治中起到的作用，但作者坚持宗教活动不能够直接干涉现实中的政治生活。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儒家伦理几乎就是宗教的替代物，在古代，儒家伦理对于政治的影响十分之大，大到官员们几乎都在把国家中各种技术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务中都统一采用这种伦理准则作为评定标准，这种儒家伦理高度影响政治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利大于弊，可惜的是，中国没能像西方那样，基于自身的社会土壤，通过内部力量的变革，完成政与教之间的分离，使儒家思想通过改革在社会层面继续发挥像今天西方宗教那样的作用，而是通过一场矫枉过正的变革，把原来的政教全面抛弃，转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体系，当然，不是说这完全就是西方的政治体系，想要把西方的政治体系完全照搬并建立在中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必然会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而有所变化的，只是想说，现在的这种政治体系的基本原理与背后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篇2]

从客观上来讲，卢梭的这部着作使西方社会从以个体”小我“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过度到以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团体契约形成的”大我“结构，完成了西方社会向团体和谐发展的方向挺进的理论基础先导的任务。它引领西方社会高速发展，在区区200多年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以本书的理论为基础。

西方的发展路径是: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社会化”大我“

1.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个体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2.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时期，物质的获取进入可以间接得取的阶段，个人的智慧成为间接获取的必要条件。

3.社会化”大我“时期，大多数的人认识到物质获取的必要性以及间接获取多样化，形成相对平等的分配体系。

卢梭在本书里轻描淡写的阐述了家庭(中我)之于社会的影响，竟没有将家庭(中我)当回事儿。在对社会化”大我“的向往之下，卢梭竟忘了家庭(中我)这一深刻影响社会的因素吗?而在东方的社会论述中，家庭的重要性被空前的提出来!

我们看一看东方的发展路径: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理论，中我表现)——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个人奋斗(小我)

1.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各种神都拜，为家族的成员生存努力。由于不是为个体服务，所以没有鲜明、统一的信仰。

2.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时期，物质间接获取的分化，使个体为家庭、宗族奋斗成为可能。

3.个人奋斗(小我)时期，正在脱离家庭、宗族的束缚，为个人的物质发展而奋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小我“趋势。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家庭理论”中我“的缺失竟是西方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东方社会”大我“的缺失竟也是东方社会一盘散沙的成因以及”小我“的缺失导致难于驾驭西方经济力量对东方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西方经济的冲击，我们该形成”大我“还用”小我“脆弱的肩膀来草草对付，无聊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篇3]

我曾经觉得卢梭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之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源于他早年的一篇文章《论科学与艺术》。当时第戎学院有奖征答一个问题，即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卢梭的好友狄德罗建议他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最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卢梭在他的这篇征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然而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卢梭本人是极爱文学与音乐的。他谱写过音乐作品，撰写过音乐理论，希望成为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他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标题就是《我喜欢音乐》。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于是，我觉得卢梭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艺术观、政治观是一体的，它们都来源于卢梭对于社会的整体认识与判断。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

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卢梭说:”我们向往自由，但我们带着镣铐。“或许我们应该对这副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镣铐，有更深一点的领悟才好。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篇4]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一部分。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生而平等，却承认人类确实有些方面不能达到绝对的平等。这就是一个大师的语言，他的作品经典，耐人寻味，可以值得你一读再读，并且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领悟，表面上看，他已经和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了，然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却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卢梭就是这样的伟大的学者。

本书是第二次阅读了，却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因为过去阅读的到今天没有一点印象了，反而觉得很惭愧。也许是过去看了没有做笔记，未能及时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是过去理解不深，知识储备不足，今天依旧如此，法学方面的功底还是不够扎实。

第一卷主要是讲述人们明明生而自由，为何会变成不自由，迫于强权者的压迫而慢慢屈从。可是卢梭认为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平等的，并不是因为奴隶制等身份问题而低人一等。我们每个人在政治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如今面对这些强权者我们所能所的就是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契约，形成共同体，每个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利，达成一个共同体对抗强权者，如此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

第一节第二节作者专门讨论主权的特征，他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分割的。最开始就将主权定义好，设定主权的权威性，不可动摇性，让那些想利用主权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的人希望落空。让人们有信心相信主权可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拥有主权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个人，是愿意缔结契约，借助共同体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民群众，对于人民也有一定的要求，不可以过于自私自利，如果太过于看重个人利益而忽略了公共利益，就会两败俱伤。如何保护主权的权威性，需要合理的可执行的公正公平的法律来维护。法律本身并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谁来制定法律，即立法者。因为任何法律最终都是保护立法者的利益，如果不希望他是恶法，就要确保立法者不是少数人，代表的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近日在看日剧龙樱，主人公鼓励那些高考生的话语中，令我最震撼的是制定法律的人都是强者，因为法律最终保护的是他们的利益，如果不想成为弱者， 被统治，被剥削，那就努力做一个强着，成为法律的制定者，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宰，我命由我不由天!

第三卷。本卷中心词是政府。

要论证一个事物，先要介绍他是什么， 即给他下定义，讲述他的概念。作者将政府定义为介于臣民与主权者之间使两者相互沟通的中间体。他的产生，他的权力都源于主权者，然而一旦成立又允许其拥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可如果政府被小人所控制，成为某些个人的谋利工具，就是坏政府。接着，作者给政府做了分类，有这样几种类型：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政府。分类的思想受前人的影响。至于哪种类型才是最好的，作者并不直接给出定义，认为民主或是贵族就是最好，而是有种因地制宜的方法，根据国家的大小，甚至是气候要素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人口最少，不是那么富裕的可以选择民主制，而大国，且富裕可采取君主制，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找不出错误，有点笼统，但所受批判自然会比直接下定义用哪种的会好，因为他考虑的因素较多，较为周全。毕竟人是活的，可以根据时世需要调整对策。

总的结论是，一个好政府，考虑的不是政府自身利益，也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广大群众的利益，建立服务型政府，方为正道。

最后一卷则是作者根据自己所阅读的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国家的政治提出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卢梭社会契约论读后感[篇5]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