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读后感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家读《铁皮鼓》后都有哪些感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铁皮鼓读后感，欢迎参阅。

铁皮鼓读后感[篇1]

自古以来引发战争的原因有很多，领土争端便是其中之一，相邻国家都在宣称对边境线的拥有权，兵戈相争与流血牺牲中，时常国籍变更的边境人民，在战争的泥淖中又会有哪些沉痛的领悟?《铁皮鼓》就是这样一部边境民族的呐喊与反思之声。

《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其“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

全书由三部、四十六章构成。采用倒叙的方法，让主人公奥斯卡以“我”的口吻在两个时空平面上叙述发生在德、波边境和但泽地区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大量的荒诞描写和隐喻手法，流浪汉式的行文结构，无不诠释但泽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思与痛。

一：奥斯卡的身份谜团，是但泽民众对自己族属的迷茫。

主人公奥斯卡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他名义上是德国父亲和但泽母亲的后裔，却一直怀疑是母亲与其波兰表哥所生，这个人物的身份疑团，也是但泽民众身份的象征，但泽是普鲁士的发源地，长期在波兰和德国两国之间国籍转变，到底属于德国还是波兰?这不仅是奥斯卡的疑惑，更是但泽民众的疑惑。

二：奥斯卡的奇特经历，是但泽走过的历史记忆。

奥斯卡在三岁的时候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和黑暗，以摧残身体的方式，逃避成长，却却依旧没能逃离失去与伤痛，最后以重新变成大人来肩负应担的责任，这就是但泽民众对于自己历史的态度，从不愿触及，到最后重新站起来。

三：奥斯卡的所作所为，是但泽民众对于战争的控诉与反抗

奥斯卡有两个杀手锏——尖叫和敲击铁皮鼓。当他看到母亲和舅舅的婚外情时，愤怒的尖叫让一切破碎，当纳粹进入但泽的时候，他用敲击铁皮鼓的方式打乱纳粹的欢庆仪式，活活将其变成一场闹剧。这就是但泽地区对于纷争的态度——虽然弱小，却从不放弃表达自己的声音，到了最后奥斯卡让父亲不得不吞下纳粹徽章导致死亡，也体现但泽民众对于强暴势力的抵制决心。

一部荒诞小说，字字表达一个族群对于自我身份的思与痛，向历史发出了无尽的哀叹。

铁皮鼓读后感[篇2]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铁皮鼓读后感[篇3]

今天读了一本垃圾书。叫什么《铁皮鼓》，还是写作课老师推荐的，还要写读后感。528000字啊!臭长臭长。。。我能说什么呢。第一节《肥大的裙子》我还认认真真、颇感兴趣地看完了，也有一些精彩独到的地方。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拖拉的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了，所以我越看越快，把那些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的情节大段大段的跳过了。看作者的生平简介，也许能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二战、德国、波兰。。。貌似在作品里有很多隐喻。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无论生活年代还是生存地域，理解这么怪诞畸形又含蓄的作品，是有很大的隔阂的ok?不过，也许是这故事事情节真的太新奇了，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坚持到最后，看看结局如何。

———————关于这个故事的简介：故事叙述方式开头是倒叙，在护理院的病床奥斯卡观察周围的世界，并决定写自传，于是开始回想其他的祖母，他的童年。奥斯卡从一出生就聪明异常，后悔离开娘胎，觉得来到人间非常不幸，但是护士已经剪断他的脐带，而且他的母亲在其出生时，承诺给他买一个铁皮鼓，他对人生才有所期待。在三岁生日那天，他策划了一场意外：故意从九层台阶摔下，摔成重伤，导致从三岁起他就再也长不高了。他也一直装成小孩子般的天真幼稚，这样就可以与成人的世界保持距离。其实他的智商是成年人的三倍。奥斯卡性格怪异，在孩子的躯体里有着比成人更深刻复杂的心理活动。然后就是一些琐碎混乱的情节了，他母亲与舅舅暧昧不清的关系、其实他是母亲与舅舅的孩子，母亲夹在两个男人之间貌似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导致了后来母亲的大量吃鳗鱼自杀的情节。后来16岁的奥斯卡遇到了17岁玛利亚，他的初恋。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刺激游戏，貌似和性经历的快感差不多，把汽水粉洒在身体上，用唾沫润湿。。。情到浓时玛利亚就怀上了奥斯卡的孩子了。这有一段难得的写的很奇妙暧昧玩汽水粉的经历：“玛利亚的掌心里开始发出磁磁声，并泛起泡沫。车野草像一座火上似的爆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发出的狂怒。那里发生了玛利亚还从未见过的、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因为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想要溜走，因为车野草在咬她，因为车叶草钻进了她的皮肤，因为车叶草刺激了她，给了她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但是玛利亚又和奥斯卡的父亲纠缠不清，后来还嫁给了他的父亲，并生下了奥斯卡的孩子。错综复杂的乱伦真挑战读者的逻辑( ⊙ o ⊙ )啊!父亲不就战死，奥斯卡出走，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长不大的小矮人，两人建立起了正常的家庭，但不久妻子又死于炮弹袭击。奥斯卡又孤独一人。他回到了家里。埋葬父亲时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奥斯卡写下自供状，成名之后又产生厌世情绪，故意冒充嫌犯被抓进精神病院，末片是真相大白，奥斯卡无罪开释，迎来它的三十岁生日。

以我的感觉，作者格拉斯真就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样，把一些杂乱无章素材粗糙的安装在一起，啰啰嗦嗦，没完没了。当然，在一些很平常的情景里，格拉斯会把一些人们无意间隐藏的感受、意识揭露并夸大。烙上自己的风格。像一个孩子一样因真实而无礼，又像一个孩子一样因率性而孤独。

铁皮鼓读后感[篇4]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能够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述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透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那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能够唱碎玻璃的潜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铁皮鼓读后感[篇5]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