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治史三书》读书札记与心得感悟

距离最后一次翻开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已经一月有余。记得当时看到附录中余英时先生《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一文时，见到“敬悼”二字，甚至有些难过。整个读书过程中，见字如面，仿佛时时看到一位态度严谨认真、语言不失风趣的老先生。虽然先生早已离去，但书中那些鲜活有温度的文字，让我们感觉先生似乎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有次走在复旦的文科图书馆，不经意看到钱穆先生即严先生恩师的全集，皇皇巨著几十本摆放在那里，一下子就联想到严先生。

《治史三书》正有着这样的魅力，一方面让读者充分汲取各种学术方面的知识营养，另一方面又让你真切感受到老先生的为人，感受到那一代学者的风貌。在学术指导方面，它堪称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教科书。严先生总结自身几十年从师治学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从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到治史答问以及附录中的两篇序言，无不娓娓道来。语言朴实诚挚又逻辑清晰，给读者指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诸多启示，即使是不谙学术之道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中获益。书中不少建议看似熟悉却给读者醍醐灌顶之感，例如严先生开篇讲到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其中一条“用人人见过的材料，说人人未说过的话”真可谓振聋发聩。学者常常以为讲别人未说过的就是标新立异，先生则特别注明这一点——“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这不禁让我想起刘学锴为余恕诚先生《唐诗风貌》作序时所写的一段话：“书中特别注意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寻找中介，联系……探讨某种诗歌风貌形成的基因，而且这种探讨，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可算是对这一原则作出的注解吧。再看“几条具体规律”中“尽量少说否定话”一条，先生给出好几则精彩例句，例三中伯氏在下否定话之前，在“未”字前着“似”字，正如作者所说，这是非常谨慎的做法，也大大减轻了错误的责任。

而例四中岑仲勉先生“未见”驿传之记载的“未见”又比“没有”驿传之记载要好得多，这就说明，即使没有轻易下否定话了，也要斟酌否定对象的程度或者说范围。这一条看似老套，但实见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在现代学者的著作中也很常见，譬如巩本栋《辛弃疾评传》中“虽然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还不能完全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集大成的高度来认识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关于书中对于学术研究的建议与指导我仅以这两条为例，至于其他内容实在是每一条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体会。

另一方面，我想就这本书中“论题选择”这一篇目来谈老先生的学术态度问题。《历史研究》的副主编李洪岩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这本书“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严先生言语之中，足见当年治学态度，尤其是“勤奋”二字。第一条讲到“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实则就是告诫学者不能畏难下苦功夫，先生以自己为例，“为把稳起见，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同时也指出青年学者存在的问题——“他们更喜欢抽象问题，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而这一点，严先生谆谆教导，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告诫我们踏踏实实，不能惧怕具体问题繁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再讲“问题的实用性”时，他反复强调学者要花时间用笨办法，论述真切感人。一则他指出，讲学问诚然不应该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得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这真是一个学者的肺腑之言；二则“我常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人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可以写得出来。”这段话质朴凝练不造作，可以想见先生踏实肯干勤勉刻苦的态度，读至此，不得不钦佩老先生的精神。

这本书汇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书不厚但蕴含丰富，值得读者静下心花时间认真去读，犹如孔子弹奏《文王操》，读多了也会感受到老先生们的治学与为人之风。作者：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