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央视纪录片观后感1000字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由叶君、萧寒执导，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部三集文物修复类纪录片，在央视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中播出。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篇1]

有幸受清华校友会邀请，参加《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公映前的内部观影活动，很久没有感受到单位内部放电影的感觉了，开映前熟人间的招呼、寒暄、客套、玩笑，让人仿佛回到了露天电影院的时代。

感谢制片人雷建军老师、导演萧寒老师以及清影摄制团队，在去年的《喜马拉雅天梯》之后，又为我们带来了如此高质量的纪录片，也让我们身为“清华人”感到自豪!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受校友会老师所托，下面开始交作业。

影片内容无需剧透，只想趁热讲几点感受：

一、大俗大雅。

故宫，在普通人心目中乃是高山仰止，何方圣地?但是，影片成功地避免了CCTV式的“高大上”选题，通过活生生的“手艺人”，讲述了一幅仿佛发生在北京胡同里街道工厂的故事。片中一位师傅竟然亲口讲出：“(大义)当初刚来的时候，看到这种脏乱的地方，真不像是能修好文物的地方”，着实让人意外!虽然意外，但是真实，此乃“大俗”。何为“大雅”?“大雅”其实藏在大家心中，片中另一位师傅说道：“(大义)没想到这辈子要留下什么?所有的都已经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了”，这才是对这份工作的真爱和享受，此乃“大雅”。

二、师徒传承。

片中多次描述师徒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以为师傅会抱怨如今的年轻人“浮躁”的时候，师傅竟然表扬现在的徒弟比以前更聪明、更好带;两位老师傅在等各自徒弟的时候，脸上表露出些许的不屑和微妙的得意。这些，在如今标准化、程式化和更加功利的现代生活中，已经实难再现，就连最应具有师徒关系的大学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些许“味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俗语也只剩下“谢师宴”上的客套。可能只有在这种传统手工艺中，需要旷日持久的言传身教，才能保留下这种“美好的关系”，并且，还需要师徒双方都放下各自的功利，保留对于工作本身的热爱，才能达到。

讲了两点好，再讲一点不足：

正如影片结束后座谈中，制片人雷建军老师提到的，作为一部纪录片，拍摄的手法就是前期跟拍大量的素材，再从拍摄的素材中挑选剪辑而成。这样做，似乎是拍摄团队刻意为之，但是，也正如观影的微信群中，有人提到“有点跟不上逻辑”，让人感觉是素材的堆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仿佛厨师只是把蔬菜择去黄叶、清洗干净，放在锅里乱炖，让各位食客各自品味，确实保留了“原味”，却也失去了“精致”。个人认为，就算是纪录片，要忠实于客观没错，但是对于有限的电影内容来讲，作为导演和主创，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在拍摄时有所取舍，在叙事和人物安排上“有章可循”，这样，观众才能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最后，说句戏谈，有人提到，其实师傅们的工作还不差：朝九晚五，节假全休，按时打卡，分毫不差。我只能说，在故宫修文物，这确实是份非常非常特殊的工作，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管理方式。试想，如果换成按件计酬、KPI业绩考核将会怎么样?也难为了主管领导，这可该怎么管理啊?除了思想动员，就只能全凭自觉了。所以，找对了人很重要，要找到那些真正耐得住寂寞、舍得下功利、真正热爱文物的人!

所以，要向热爱文物的师傅们致敬，向热爱电影的摄制团队致敬!

《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篇2]

央视纪录片频道一连三晚播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城门外的我们第一次看到城门里的故事，神秘又日常，古老又鲜活。繁复的修补和整饰，这群有情怀的匠人手中塑造和传承的其实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形态。

钟表组的王津师傅十几岁进入故宫，从事钟表修复工作。赞叹古人钟表技艺精湛的同时，我们也佩服于王津师傅长年累月的坚持。是他们让钟表重焕光彩。“总想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一句平淡而朴素，却道出他们最朴实的心愿。文物的修复，使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唐代三彩马的修复工作为王五胜师傅带来了不少的挑战：一点点修复，一点点上色，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亦是对文物的尊重。为了精益求精，他还去参观了许多陈列馆，使作品达到极致。他们长年累月专注于他们的修复工作，每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们都一丝不苟地对待，这都是匠心的体现。

木雕组的屈峰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修复师，他对文物有着自己的见解：文物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文物体悟。文物是为了传播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还有漆器组的闵峻嵘，纺织组的陈杨，他们都是有深厚的职业责任感的，不断的付出着。无论是哪一个修复组，他们的匠心精神令我们感动。

工匠精神在这个时代十分的可贵，更十分需要。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他们苦心技艺、甘于寂寞、坚持不懈。工匠的日常生活让浮躁的心平静下来，让快步走的人且行且欣赏，让一味追逐潮流的人，感悟到真正的美。说到这些，想起了李宗盛的《致匠心》，他说：“一个人的天分与出什么样的作品并无太大的联系，我有耐得住性子的天分”。他开创了Lee Guitars品牌。文物修复也是如此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就一件好的作品。

我们需要有工匠精神，对待任何事情不着急，不匆忙，静下心来，静静地感受;我们要有追求完美的态度。另一方面，我想《我在故宫修文物》还想告诉我们的是：传承文化。我们痴迷于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是否渐渐淡去了对“过去”的怀念呢?殊不知，真的美就是那些传统!那些文物一直都有鲜活的生命，它们赋予我们了解过去的方式，使我们感悟美，使我们喜爱那些文化。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做一个爱传统文化的人。

这个世界，需要匠心精神，也需要传承文化······

《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篇3]

当某位师傅骑着自行车，穿过层层红墙到外面只为偷闲抽根烟时，众人打杏儿时，和着阳光喂着“御猫”时，偶有闲暇弹着吉他聊着天儿时，饶有兴致地介绍院子里种的各种花草时，你又是否能想象他每天的日常呢?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一场伟大而奇妙的相遇。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完全意想不到的风格，很燃很纯粹。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意想不到的平实和有趣，处处透着热忱与从容，想走进，想走近。

他们与文物相遇更相知，千年的传统技法和陈旧的工具更饱含传承的温度。世世代代传承千年的修复师们与手中的文物永远在进行着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这是一场奇幻的相遇、注定的相知。

中国皇室的审美真是奢华。即便对中国文化没有一点常识，也依然能从精细的技艺中，读出其耗时之长与价值不菲。

这面屏风是康熙六十大寿时，当时在世的十六个儿子和三十二个孙子送的祝寿礼物。正面用明黄色绸作底，绸上绣满了不同形式、总数过万的“寿”字。

第一集中的王津老师，背着手，站在慕名而来的人群中，望着橱窗里自己刚刚修复了几个月的钟表，对着镜头说了句“有点心疼” 。此时此刻从他身边川流而过的游客们，又如何才能想到：正是这位与自己擦肩而过的精瘦的长者让他们眼中无比瑰丽、趣味盎然的国宝钟表得以复原，犹如再生。让树木掩映下的大门打开，让河水湍流、船只航行，让每只小鸡都挥动翅膀，让天鹅扭动身姿：那才是它本应有的鲜活的生命，那才是王师傅修复它的精髓和意义。

最感染、最打动我的，还不是他们的高超技艺，而是修复师们的状态：沉稳亲善，从容饱满，满满的生机。他们没有因为工作严肃而沉闷，却意外地幽默平和。向上的热情更能让人感觉到这份职业饱含着旺盛生命力。他们在延续，在传承，让人安心，让人放心。

他们对于古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修复。世世代代传承千年的修复师们与手中的文物永远在进行着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这是一场奇幻的相遇，注定相知。他们不仅融入着自己的情感，更渗透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品格意志。用自己的修养与眼光去看待他们，用自己的全部理解点滴滋润着手中的宝物，重新焕发着它们的光彩，不知不觉注入自己的痕迹。品格不同、审美不同、心境不同，会有着完全不同的修复结果。瑰宝千里迢迢找到与自己相知的修复师，是真正的幸运。正是这场奇遇，才注定了这些文物拥有生命。修复师握着灵性的文物，他们与文物的缔造者们对话、与文物本身对话。时不时体悟着文物的巧夺天工、精妙绝伦。

瑰宝千里迢迢找到与自己相知的修复师，是真正的幸运。

因为有了人，每一片砖瓦、千年瑰宝、紫禁城也才有了生命。只有人的制作、人的欣赏、人的赞叹、人的传承，才让他们拥有了灵魂和生命。纯粹的物件永远是死的，人的情感永远是活的。

附上屈峰的原话：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还有大量修复人员工作的细节捕捉。比如，令我感动的一个片段：漆器组的人员修复乾隆御稿箱。

你现在看到的图片是清理完之后的样子。普通的雕漆，有十二层黄，二十五层的红。而御稿箱漆层厚度有一百二十层左右，表面一层红色，中间一层黄，下面一层绿，底漆为黄漆。雕漆的工艺也相当复杂，整体是皇家用的云龙纹，工艺水平和制式都是顶尖的。虽然文物修复过程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是其背后的艰辛无人能懂。几乎所有的漆器和制作修复人员，都要忍受难熬的生漆过敏。生漆：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接触空气后变成褐色;数小时，形成漆皮。生漆需要经过炼制后，加颜料才会更适用于文物的着色。

这真叫人肃然起敬。

当我们在藏馆里叹为观止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联想到：若没有这群朴实无华的故宫博物馆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补和维护，藏品又怎能闪耀出瑰丽的光芒呢?

在此感谢他们灵巧的双手，还有和手一样澄清透明的心灵。

纪录片记录着这群有意思的人，还有他们手中的代代传承。如今早已见不到的师徒制，依然存在于故宫这门久远的手艺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来到这里，有了自己的师傅。这是传承的温度。正因为有他们，才能有修复的新生。文物从过去走来，又拥有无尽的未来。超越了时间的禁锢，文物修复恰好活在此时此刻。

纪录片中依然能看到那些已经延续了千年的技法，朴素而有效。在高科技盛行的当下看着这些传统的方式，感觉特别有意思。制浆糊，晾树漆，用猪血等等，这也是传承的温度。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需要这样的传承，更需要从中获得新生。

《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篇4]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宫墙之内洞悉着世界，心口相传的技艺，是对历史最谦卑的崇敬。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工作后看的第一个完整的纪录片，质朴中透露出淡然的高贵，娓娓道来而又不加干涉地呈现出文物专家修理修复文物的故宫生活。没有居高临下的演绎，只有生动安静的诉说，这种给人通体舒畅的宁静，是国产纪录片中少有的佳品。

古人讲究“格物致知”，这一词出自《礼记-大学》，意思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达到明白并加以运用的程度。千百年来，多少理学大家和文人学者，都将其作为人生最高的目标。

对于修复师们来说，“格物”早已融入了日常工作。文物只是载体，世世代代的口传心授，是一场现代人与先辈们跨越时空的奇遇，这种奇遇不仅将自身情感融入其中，还不免渗透着自己的趣味审美，意志品格，用自己的修养与眼光点滴滋润着手中的宝物，重新焕发着它们的光彩，也分明将自己的烙印打入了文物，正如片中屈峰所说：“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

品格不同，审美不同，心境不同，修复效果截然不同。因为人，哪怕故宫里的片片砖瓦也才有了生命。只有人的制作，人的欣赏，人的赞叹，人的传承，才让他们拥有了灵魂和生命。

致知，是格物过程中修复师气质的改变。整部纪录片，最打动我的，不是修复好的文物有多么的绚烂多姿，有多深厚的文化底蕴，或者修复的技艺有多么的高超，而是每个文物修复者在面对文物时候那种沉稳和内敛，眼中的神韵，散发着智慧和祥和。这群最需要静坐和缓慢的人，透出来的却是满满生机，丝毫没有工作带来的沉默和严肃，这才是最让我意外和感动的。

金基德说：“人生在世，修行二字，我们看到的椅子，看到的镜子都加入我们自己的想法，一花一木彰显的就是你的品格和心性。”朝九晚五的生活，骑着车自由穿行在故宫中，偶尔打杏喂猫，偶尔种树浇菜，生活是如此的随性。物件的修复和打磨，何尝不是对心性的修复和打磨，修复师们不仅仅是在面对一份赚钱的职业，而是面对一个自己选择的世界，一种自己选择的生活。

有一瞬间，我特别羡慕这种匠人的生活，活着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一件心底里特别钟爱的事情做到极致，哪怕做好一件也足够了。

没有青山绿水，亦可参道修行。

《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篇5]

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在浙工大学生中炸开了锅，许多学生为此奔走相告——他们的萧寒老师要回校开见面会了。萧寒是谁?这个名字在电影圈并不陌生，却鲜少为普通观众所知，但是要说起他所拍摄的纪录片，你可能就知道了，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及出品人，同时也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

12月19日，浙工大屏峰校区的图书馆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这个原本计划50人参加的小型见面会，吸引了800个人报名，学生们都渴望着和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近距离对话。

让作品影响年轻人 他们是未来

面对大学生演讲，这对萧寒来说如家常便饭，毕竟他在浙工大已经执教了2019年，能够与年轻人为伍是他觉得教师这个职业让他感到最快乐的地方。而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萧寒更意识到了年轻群体的力量。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是在央视播放，但是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真正让它火起来的是弹幕视频站Bilibili(简称“B站”)，目前最高的一个合辑的点击量已达150多万。这个受众平均年龄只有17.5岁的二次元文化基地成了这部纪录片最早也是最大的推动者。

萧寒说，通过B站他看到了他的作品与年轻群体的化学反应，同时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去了解年轻人的感受。每个创作人都盼着自己的作品能影响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才是未来。

用一两个小时体验另一个人真实的一生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萧寒执导的第三部纪录片，他所拍摄的三部片子看似拍摄了不同地方的人，拍摄完全不同的故事，其实都关注到了共同的一件事，那就是人，他说：“我的电影一定会去关注那些最普通的人，因为那些最普通的人一定是最能打动到我的。”

萧寒说，纪录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真实，你真正体验了被拍摄者的人生和他生命的质感，看纪录片真的是太划算的一件事了，你只用一两个小时就能体验另外一个人真实的一生，而如果没有纪录片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了解到，有一群人是这样度过他们的生命。

纪录片正经历初冬 春天远未到来

对于自己和作品所受到的关注，萧寒觉得有些诚惶诚恐，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纪录电影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在创作人队伍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导演不为人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都十分清苦，而这也是这个行业的现状。

在每一次路演的时候，他都会问观众一个问题：是否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一路问下来，他发现大概70%的观众在此前从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纪录片。在他看来，纪录电影就应该在电影院里看，虽然与很多商业片相比，纪录片叙事平淡，要闷的多，但是它有一种仪式感，需要你静下来，沉浸在电影环境中，去了解和感受。

萧寒希望纪录片电影，这个最早的电影类型能够获得大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他也会一直做这样的尝试——让纪录片进影院。

电影的精神内核 是真实生活的呈现

许多观众被《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深深触动，但对于萧寒来说，拍摄这部片子的最朴素的想法，是让观众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生命。至于大家能够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感受他们身上那些打动人的地方，对于纪录片来讲是更加附加的东西。

萧寒告诉记者，他的片子不会刻意去强调什么，只是呈现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包括电影版为什么去掉旁白，更多地使用生活的镜头，是让观众更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给予观众思考的空间。至于大家共鸣在哪，触动在哪，这需要每个观众自己去体会。